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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敏:新阶层人士组织化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杨卫敏:新阶层人士组织化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发布日期:2020-09-08

  摘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重要理论创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面广、种类众多、专业强、身份超脱,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意义。组织化的新阶层人士,可以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市场治理现代化;可以协助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提升政府治理的科学性和能力水平;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为社会治理探索新的路径。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国家治理效能;组织化;浙江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体制外的各类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根据中央统战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其中党外人士占95.5%,约6900万人。以浙江为例,全省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475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8.39%。其中,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346万,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72万人,自由职业人员33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24万人。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中在大中城市,杭州、宁波、温州等三个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占全省总数的57%。新阶层四类群体人员总体上呈现出智力密集、专业性强,体制外就业、收入较高,相对分散、工作自由性大,思想活跃、影响力大等鲜明特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新阶层人士队伍日前发展壮大,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说,新阶层人士目前尚处于分散性、无组织或组织性不强的状态,就像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农民,好似“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彼此间只存在地域或行业的联系,并未形成广泛联系,结成政治组织。近几年来,各地对新阶层人士组织化开展了积极探索,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变“社会人”为“有组织的人”,成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但相对体量庞大、自由分散且呈不断壮大的新阶层总群体而言,我们所能联系上的新阶层人士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例如,目前浙江省各级统战部门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共14719人,其中:省委统战部联系的268人,各市委统战部联系的2009人,各县(市、区)委统战部联系的12442人,各级都已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点联系名单。但相对全省数以百万计的新阶层来说,我们仍处于与他们“说不上话,牵不上线,做不进工作,交不上朋友”的状况。新阶层人士组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而易见。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特别是提出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理念。国家治理体系,由市场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主要方面组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化,就是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边界,实现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将权力与权利纳入法治框架内有序运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新阶层人士分布面广、种类众多、专业强、身份超脱,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在促进市场治理、协助政府治理和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一、促进市场治理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把新阶层人士组织起来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环节;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支撑;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新阶层人士在促进市场治理现代化中人才优势明显,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组织化的新阶层人士的参与。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50年,中国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些伟大的战略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已经开始了新的征程。特别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涉及市场治理的方方面面。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新阶层人士中有各类专业人才,把他们组织起来在上述几方面献计出力,可以在为区域发展服务上更有作为。例如,杭州市上城区筹备上市公司董秘和基金经理人组成的“董秘学院”,带动金融产业链上下游各类金融机构入驻和人才集聚,持续推动产业与资本联动发展,助力协办“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等活动;童雁汝南担任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主会场艺术总监,为当代艺术进入国家礼仪空间作出贡献;著名影视制片人刘志江、《芈月传》作者蒋胜男、著名摄影师张望等一大批文创领军人才的进入,助推“文创+金融”产业发展新格局。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机制离不开组织化的新阶层人士的参与。市场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迈出走向新体制的决定性一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生存到发展,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层会有不同的需求。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评估师等专业界和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是当今社会的精英,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评判,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导向作用。而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规范市场秩序、参与社会治理、促进依法治国方面发挥专业优势和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专业人士的组织化程度。浙江省各级知联会中介组织和中介专业人士为社会各界提供法律、政策、认证、仲裁等服务,在资信评估、财产审计等方面,为树立社会公信力作出了贡献,有力推进了“信用浙江”建设。

  三是促进供给侧改革离不开组织化的新阶层人士的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新阶层人士中有大量组织化的科技工艺和经营管理人员,也有大量以自由职业存在的民间工匠、艺人,他们都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如何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对于促进供给侧改革和他们自身的发展都十分重要。实践表明,这些新阶层人士都有比较强烈的创业创新意识,他们普遍关心投资建厂等商业机会,应该充分尊重他们这一商业进取意识,为他们开展经济交流活动,投资考察,寻找商机提供条件。温州着力推动造创新创业新生代“孵化器”打造,帮助新阶层人士念好“生意经”。“e潮”,就是整合社会资源平台,支持培育引领互联网新经济弄潮人士,助推网络经济发展。建立温青创梦产业孵化基地,用好原有科技孵化器,开拓众创空间,创造良好创业环境,重点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助推信息经济发展。杭州市余杭区把“扶持创业、呵护人生、分享乐活”贯穿于众创同心荟平台工作的始终,合力打造“三团二会一公益”2.0版本的众创同心荟,助推创业创新。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生力军,为民营经济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重要力量,是引导新经济业态发展的新生力量。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众多新经济业态,如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智能经济、新媒体经济等等。在很多地方如杭州,新经济已成为成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主力军,在GDP、就业、税收等多项指标上都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新经济民营企业家中,有很多企业是直接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办,如新媒体企业。基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杭州市下城区委区政府注重把民营经济发展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城工作结合起来,打造新平台,为民营企业构建了聚智聚力的“同心荟”,促进新经济业态和新兴园区的孵化成长。

  二、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把新阶层人士组织起来

  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我国社会从原先的高度组织、单位化转变为松散性、个体化的结构,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组织的社会动员力量明显下降。因此,政府要从管理转向治理,从一竿子插到底的“管死”转向充分激活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管活”,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要继续“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将改革目标设置为“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机构权力、明确职责”,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正因为如此,《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实施鼓励新社会组织人才发展政策”,“把新社会组织人才开发纳入各级政府人才发展规划。”把新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协助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搭建参政议政“智库”平台,提升政府治理的科学性和能力水平。新阶层人士学历高、专业性强、思维敏捷而且接触和了解基层社会比较多,其反映诉求的意愿和建言献策的水平也相对比较高。但因是新涌现的群体,因此目前各级政协中还没有新阶层人士界别,除了要积极促成和研究相关界别的设立和运行外,要创造各种载体和形式,积极拓宽新阶层人士的建言平台和参与政府治理的渠道。如:杭州市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103名律师,都实名开通“网上工作室”,广泛征求议案提案的意见建议。同时邀请律师、会计师、税务师代表参加或列席市委举行的民主协商会、情况通报会等政治协商。温州市充分发挥公众传媒的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的作用,使其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一方面,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整合建设网上统战“大智库”、“云社区”,实施高效务实的网络问政,拓宽协商民主渠道,为温州发展建言献策。另一方面,搭建舆论监督平台,引导新阶层人士履行正当的“公民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一个个性独立、公民意识很强的群体,为他们搭建舆论监督平台,引导新阶层人士履行正当的“公民权”。

“清风”,就是利用网络界代表人士的影响力、感召力,主动发声、善于发声,引导正确舆论,清朗网络空间,改善社会舆论生态。浙江台州市椒江区试水委员助理制,安排新阶层人士与担任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结对,在诉求意愿和建言水平上取得优势互补,实现强强联合。

  第二,发挥律师界专业人士整体优势,做全面依法治国的推动者、维护者、践行者。律师肩负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对政治、法治熟悉且敏感,政治参与意愿和社会责任较强、能力较突出。浙江省各级知联会积极参与全面推进乡村和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其中省知联会理事、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主任章碧珍因为热心公益事业且事迹感人,被评为杭州“十大平民英雄”。杭州市律师协会(简称市律协)成立于1991年9月,是律师的行业自律性组织,下设16个专门委员会作为履行职责的专门工作机构,设25个专业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律师业务的理论研究和交流。全市共有律师事务所502家,律师7452名,律所和律师数量每年均保持10%左右增幅,各项指标均占全省40%左右,规模所、品牌所、专业所发展程度走在全省前列。律师人员规模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位居第七,律师人均办案量和业务收费名列全国前五。全市每万人拥有律师数8名,为全国平均水平3倍。但律师行业普遍存在自由度高、思想多元、专业性强、政治敏感等特征,迫切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

杭州市律师行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创新基地“律谐•同心荟”,通过构建聚才引才、创业服务、教育培训、实践锻炼、联谊交友、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七大功能,把律师行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真正组织、团结、活动起来,积极引导广大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主动参与“凝心聚力建名城”。在服务党政所需方面,组织律师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杭州“世界名城”建设、杭州亚运会筹备等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精准的法律服务;在服务服务企业所困方面,指导开展律师进企业“法律体检”“惠企便民”“小微企业成长”“电商企业服务”等专项法律服务行动,研发推广优秀法律服务产品,助力最佳营商法律服务环境,帮扶企业健康成长;在服务群众所想方面,组织律师参与律师进社区(村)、“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民生工作,站位群众所思所想,增强针对性、实效性,让律师成为线下值班、网上服务的公共法律服务主力军。

  第三,发挥新阶层人士分布广泛、位置超脱的优势,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组织起来的新阶层人士,代表性广泛、专业性强、建言献策水平高,在参与协商民主特别是参与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方面优势明显、作用独特,可以积极促进政府治理实现现代化。在这方面,浙江各地的积极探索已取得初步成效。无论是温岭的民主恳谈、武义的村务监督、诸暨的枫桥经验,还是宁海的村级小微权力36条、象山的村民说事和乡贤参事,以及义乌的人民调解制度进商会、乐清的民营企业工资协商、温州等地的商会承接政府部分职能等,新阶层人士中的专业人士都从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把新阶层人士组织起来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渠道和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重大制度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新阶层群体具有明确优势,符合“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治理要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处于体制之外、市场之内、社会之中,具有以新生代为主、受教育程度高、专业能力突出、创新意识强、思想多元等显著特征。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嵌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在推动经济发展、提供社会服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创新社会治理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是化解基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资源,是承接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把新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可以为社会治理探索新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离不开组织化的新阶层人士的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社会转型,阶层利益日益凸显,物质财富和教育机会的分配越来越显示出代际传递的特点。中产阶层将不仅是增长最快的阶层,而且会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规模最大的就业群体。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中产阶层已占全国人口的近30%,达3亿多人,这个数字大约也是全世界中产阶层的30%;有研究者预判未来两三年中产阶级在中国将达到6亿人。中产阶层与新阶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按收入和财产的多少划分的,后者主要是以择业方式和就业渠道来评判的;但由于新阶层人士分布广、数量大且大都是高收入群体或成功人士,因此不难研判,两者在人员上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性。把新阶层人士组织起来,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把中产阶层组织起来,进一步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和回报社会的责任,可以起到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平衡器稳定器作用,成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先行者和生力军。一要鼓励和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把个人事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自身事业做大做强,为发展生产、扩大就业作贡献。二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自的经济实体、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中营造和谐的环境,处理好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更要注意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建立起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建设和谐企业。三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生产经营和从业活动中学法、守法,重信义、守信用,依靠诚实劳动、公平竞争发展自己的事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四要搭建平台、创新载体,通过光彩事业、评选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担任新农村建设顾问、和谐企业建设、智力支边、科技扶贫等活动,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履行义利兼顾、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五要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畅通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沟通的渠道,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协调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积极为他们创业发展提供帮助和服务。搭建社会服务特色基地,满足新阶层人士“公益心”。温州注重义工队伍培育,形成仁义温州的浓厚氛围,温州目前社会服务类组织1643家,慈善、公益类的志愿者队伍总量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如形成了温州网“爱心屋”、龙湾网络文明志愿队、苍南龙港大叔微信救助平台等品牌。温州新阶层人士与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联动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紧急救助等积极性高,活动载体多。如

“暖风”项目就是利用网络的广覆盖性、高抵达性,在社会成员或单位需要爱心帮扶、特殊救助时,组织发动常态化社会援助。而网联会的“旋风”项目就是利用网络的即时性、快捷性,在突发事件需要紧急救援时,高效发挥应急动员作用,发动全社会协同做好应急处置。

  第二,参与社会治理是新阶层人士彰显群体价值的重要途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社会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从顶层设计、体系构建、到技术支撑、队伍建设、资源整合等方面都要配套运转起来。如:浙江以“四个平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实践,通过大数据和智能化整体联动营造各方参与、广泛发动、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共识、共治、共享,离不开社区各治理主体的多元联合,体制外的广大新阶层人士涉及自由择业的各行各界,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具有代表性广泛性专业性。同时,社会治理既是自治也是他治,市场和社会组织既是对象又是主体,新阶层人士基本存在于市场和各社会组织之中,是游戏规则制定和评判的参与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尤以其中组织起来的新阶层人士,在社会治理中的团结和协调作用重大。浙江省新社会组织起步早,增长快,数量多,种类越来越多,自治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目前,浙江有新社会组织近4万家,从业人员50.7万人,仅杭州市就有社区社会组织7000家。浙江新社会组织中的人士具有鲜明的专业性、民间性、自主性、多样性、志愿性等特征,具有参与公共事务、规范行为、为社会各相关利益群体表达意愿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协调相互关系等意愿,愿意发挥服务社会、联系沟通、整合互动、自治引导、监督自律等多项社会作用,正日益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公羊会”是杭州市枢纽型社会组织,成立于2003年的有5000名,80%为新阶层人士,服务境内外3000多次。

创会人何军是海军人士,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从海外回来往往比开什么车,现在往往比对社会的贡献;听完十九大报告后,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信念更坚定了。去年,“公羊会”被列为全国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重点项目,何军说,“我们要珍惜大时代给予我们的信任和期待,发挥榜样作用。我们不能总想着要得到和索取什么,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想能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能奉献什么。”能够为社会添砖加瓦,这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在何军看来,公益和帮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社会担当和家国情怀的终身事业。另如:宁波市鄞州区通过“鄞地新力量”组织平台,初步实现了力量、资源的聚合、沉淀,增强了的组织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在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围绕“一个共同目标”、“一种公益理念”,同心同向、群策群力,基层治理的主体意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加强了公益项目之间的融合推进及理事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吸引了分散在各区域、行业的游离于传统治理平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向组织汇拢、向基地聚集,“磁质同心圆”磁性更为强劲。

  第三,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组织化的新阶层人士的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城乡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总体来说,城市社区居民的分布上较多地集中在体制内群体、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云集“两新”和“三区”,即从创业、就业、执言而言,除了自由职业者外,大部分集中在非公有制组织和社会组织,就居住、生活和工作场所而言,相对集中于社区、园区、楼宇区;二是属于体制外的“社会人”,即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流动,职业、身份经常发生变动,以服务业为主体梯度布局,知识型、技能型特征明显;三是知识层次较高、政治诉求较强,绝大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由此可见,新阶层群体各类人士在社区治理中优势明显、责任重大,关键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并培养代表人士,让代表人士参与到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中来,以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联系、团结和带领更多的新阶层人士发挥挥人才、智力、技术、专业等方面的优势和和作用。如:海宁市构建社团组织牵引聚力模式,打造新阶层助力城市社区治理新样板。一是推行“爱”系列“个性化”服务。海宁市新联会下属爱心联盟、义工协会、志愿者协会、和乐社工等社会组织注重针对不同群体,找准特定需求,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为失独家庭、残疾人、困难居民等特殊群体订制个性化服务“菜单”。如“微爱童行”圆梦儿童微心愿征集并实现微心愿2000余个,“爱心教室”坚持7年为新居民学生提供晚托服务。二是承接“心”系列“政府化”服务。海宁市委统战部牵头,建立由13个市级部门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心系海宁”为主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组织社会组织承接各类政府化服务项目20余个。如“情暖黑水·春风助学”“‘潮乡大喇叭’反诈骗志愿宣传”“您为潮城添瓦,我替游子孝亲”等公益项目,掀起了“全城志愿”的浓厚氛围。三是开展“家”系列“社会化”服务。发动新阶层等群体致力打造“家”品牌,如“家·文明海宁一道走”项目,每周五坚持融合文明劝导、卫生保洁、平安宣传等工作开展常态化服务;“家·文明视角”项目,以微电影的形式加强文明行为宣传,特别是针对新居民群体,发挥专业社工优势,开展心理疏导、精神慰藉、维权帮扶等工作。四是强化资源赋能助力城市社区治理。筹建用于保障各类公益项目开展和爱心成员服务积分兑换的“公益公积金”,制定爱心基金专用账户使用细则,与市慈善总会共同管理,接受社会监督。牵头召集社会组织、联席部门、专家等广泛参与项目设计、论证,做到群策群力、精准实施。如针对基金管理问题,充分发挥新阶层中法律、财务等专业人士的特长,研究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评估机制,为项目资金科学透明运作提供保障;针对相院里准物业化改造这一民生难题,爱心联盟出面邀请社区、居民代表、相关政府部门召开小区改造工程议事会,多方征询意见后最终改造方案同意率达90%以上。网联会联谊组率先建立了红链网监群,动态监控、引导网络舆论;针对时下热门民生话题,每周举办“垃圾分类

美化家园”“百善孝为先”等微课堂,不断发出好声音;把“五水五气共治”等方面的不文明行为和问题在网络曝光,传递正能量。

  与此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中德治、法治、自治的有机统一,需要各方面新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同样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中,新乡贤联谊组织业已在浙江省各地的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积极作用,其中不乏各类新阶层人士。新居民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最不稳定的群体之一,也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能否较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将极大地影响当地社会治理的成效。新居民主要由外来务工人员、外来经商创业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组成,大部分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关或本身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其中有不少网络意见人士。把新居民中的新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关注各类新居民自治组织的领军人物,关注网络“意见领袖”的发展情况,注意从中发现和培养代表人士,是已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办法。要特别关注新居民和新阶层中的特殊群体——“蚁族”。特别是“蚁族”网络使用率达到66.9%,远高于全国水平的31.8%。“蚁族”是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底层,文化层次高,掌握网络技术,思想活跃且容易偏激,其影响社会稳定的能量和作用是其他新居民不能相比的。但目前还没有相关部门做这部分人的思想引导工作,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而引导和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从而激发社会活力,优化自我管理,共享发展成果,促进阶层和谐,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网联会组织在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担负重任。党的十九报告指出,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浙江是互联网大省,具有开展网络界人士统战工作的资源优势和现实需求。浙江网民规模达3300万人,占浙江人口的五分之三;网站有24万余家,互联网普及率为60.8%;互联网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浙江也是全国互联网企业家、信息产业人才、新媒体从业人员的集聚地,电子商务交易占全国的“半壁江山”。浙江省拥有不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网络意见人士,其中粉丝超过10万的个人账户868个,50万以上的218个,100万以上的58个。2014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宣布永久落户浙江桐乡。由此可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意义重大。浙江省、市、县(市、区)三级普遍建立的网络界人士联谊会业已在这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并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正确对待引领网络舆情。各地网联会针对网络舆情发酵快、传播广等特点,通过组建网络文明志愿队等,及时参与正面评论引导,努力化解负面情绪,积极传播正能量,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围绕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基层治理、创业创新、社会服务、舆论引导”等四个方面的作用。温州市鹿城区在“鹿城E咖”创建中,通过同频共振E平台、E网新风平台、“V”能量联动平台的深入打造,充分发挥了“柒零叁网”等民间网站舆论导向作用,广大新媒体从业人员在鹿城“大拆大整”、“大建大美”“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等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政策“大喇叭”和民意传声筒作用,近年来。鹿城的网友评论观点和看法趋于理性,网络环境日益晴朗。二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网络界人士对于网络信息感觉最灵敏、触角最广泛,通过他们汇集网络民意,再由网联会反映到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搭建起党委政府紧密联系群众的网络桥梁。杭州市、温州市等地积极推荐网联会有识之士进入统一战线咨政建言专家库、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小组,搭建议政建言平台。网联会充分挖掘网络优势,发挥在协商民主、民主监督、维护和谐等方面积极作用,受到了党委政府和广大网民的认可和好评。三是发挥行业引领作用。网联会汇集了互联网行业的精英,要在加强行业自律、整合行业资源、开展社会公益等方面作出表率,提升行业形象。各地网联会通过争取扶持政策、创新网络营销模式、开展技术培训等,在提升互联网行业竞争力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网联会的参与建议下,温州市、龙湾区政府相继出台了扶持网络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仅龙湾区每年就为互联网企业提供扶持资金1000万元以上。丽水市网联会组建互联网培训讲师团,为100多名少数民族村干部开展培训,助推生态农业创新发展。金华市网联会开展网络项目投融资路演,为网络项目对接资本市场奠定基础。各地网联会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温州市网联会捐建“网联同心信息教室”,苍南县网联会救助白血病患者,湖州市网联会帮助追回失窃文物等,展现了网络界人士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原文刊载在《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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